今天，我们读懂闽学了吗?

　　□黄丽云

　　《闽学源流》 刘树勋 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

　　我爱跑书店。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，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，如在旧书店淘到的《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》《朱熹与闽学思想研究》《宋代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研究》等，都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　　前一段时间在孔夫子旧书网淘到《闽学源流》。这是厚厚的32开本书，1993年出版，泛黄且装祯简朴。每一页纸都发出时间深处的香味，古老的思想智慧，具形为五号铅字，均匀地铺陈开来，还有比这更迷人的东西吗?

　　一

　　“源流”原意为“水源和水流”，比喻事物的起源和发展。按照如此构思，《闽学源流》有“回顾”之意。读完一遍，我感到第一层面的“回顾”，是以史实为依据，按照“闽学产生的历史背景、闽学的学术思想渊源、朱熹生平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、朱熹思想体系、考亭学派、朱子学的历史命运”等对朱熹之学和考亭学派的特点及其源流进行回望和深入探讨，进而勾勒闽学的总体面貌和具体特征。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邵雍、“闽中四先生”、“南剑三先生”……那些温和而沉静叠入历史皱褶之中的文化群体，从书香中飘然走出，走到了每一个读书人800多年的笔墨均绕不开的纸上。

　　作者写到：闽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派。《宋元学案》100卷记载了90多个学派，闽学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学派。它成员数量之众、分布之广、成果之多，所处环境之复杂，影响之深远，都是少有的。遥想当年，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多达60多所，有案可稽的弟子就达511名。考亭沧洲精舍是朱熹晚年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，是当时顶尖的高等学府，一方精神高地。辛弃疾、陆游等鸿儒云集，群贤毕至。四方学子不远千里负笈前来求学，接受师说，切磋学问，笔歌墨舞、砚田齐耕，比屋弦诵、讲帷相望，对“理、气、心、性”等命题进行承前启后的思考，致广大、尽精微，综罗百代。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“考亭学派”由此形成。

　　这是一个创造文化、传播文化的群体。公元1175年，这一年的一次会晤、一次论辩注定要载入史册。

　　这年是朱熹在寒泉精舍为母守墓的最后一年。正月，吕祖谦专程前来拜访朱熹。两人的弟子也闻讯赶来，各有二十多人，开始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学术盛会——寒泉之会。这场脍炙人口的研讨会，一个最重要的成果，便是在争论、商榷中达成共识，共同编撰一本理学入门书《近思录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言及此书，有“宋明诸儒，若何氏基、薛氏、罗氏钦顺，莫不服膺是书”句。这年五月，朱熹送吕祖谦到信州鹅湖寺，陆九龄、陆九渊、刘清之来会。朱熹与陆九渊进行长达十日之久的会讲。陆九渊讲“明心”，而朱熹谈“穷理”。两人由于方法论上的分歧，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上饶铅山鹅湖山麓下的这场会讲，吸引了闽、浙、赣交界诸多学者列席旁听。鹅湖之会，成就了后来的鹅湖书院。

　　回顾公元1175年的两场盛事，不禁神驰。距今800多年前，朱熹46岁，考亭学派正在开创中。吕祖谦、陆九龄也都是三四十岁年纪。他们不平凡的见面，志同道合的情谊，思想的交锋碰撞，不仅矫正着各自的观点，携手共进，也塑造着闽学求同存异、兼收并蓄的学风和言行一致、务实崇真的精神。闽学在创建之初，就拥有开放包容之胸襟，善于汲取道、佛学说的精华，吸收各种学说学问，加以融汇贯通，作为构建自己庞大思想体系的砖石，成为一个包容万象的学说，而论辩、会讲，于争鸣中也是对这一学问的修补匡正。儒家思想中的先进性，才是令其源远流长的深层原因。

　　朱熹是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，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家。他以言教人，更重要的是以身教人。朱熹在福建各地如福州、泉州、漳州、延平、邵武、同安等府县讲学，所到之处为“过化处”，后人纷纷创建书院，是其后历代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昌盛的中心。朱熹用他的足迹，为各地书院的建设广泛播撒良种，使南宋福建的书院建设很快传遍八闽各地，进而传遍全国。

　　二

　　读到这里，自然便涉及《闽学源流》之“回顾”内涵的第二层面，即作者在书中提到的，研究“闽学”不是只注意它的地区性特点，而是要研究它对中国儒学的影响时间达800余年之久而不衰的原因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价值和作用。

　　朱子理论是政治、伦理与哲学一体化，它的主旨是天人合一形上论与心性统一践履论，它的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是“内圣外王”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些都是儒家的一贯主张，但朱熹给予这些传统的儒学原则以系统的理论论证和新的理论形态，将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上升为哲学本体，又将“理”与万事万物的关系称之为“理一分殊”，提出要“从殊求一”。坚持以格物穷理和居敬存养的并进互发为主旨，将居敬存养即实践的工夫作为学说加以提倡，建立一套心、性、情的三分架构，以及理、气二元不离不弃的形上学。政治方面，在他有限的在朝为官生涯中，诚心践履“正君恤民”原则，主张修政攘夷，收复失地，重建统一的国家，并提出种种社会改革主张，实施了办社仓、正经界等重要改革举措。

　　朱熹的理论和实践，把儒学提到一个新高度，闽学成为宋代最为精致、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，在元明清三代占据着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，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，还从13世纪起跨越地域界线，影响到东北亚的朝鲜、日本、新加坡、越南等，也在西方产生影响。但现在，隔着如此遥远的时空距离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刺眼的变化：关于闽学纯粹思想的地盘，能讨论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少。关于“理、气、心、性”，我们如何从中得到安慰，如何被固定在难以撼动的话语体系中，又如何在现实中一点一点地被替代、被瓦解?知识发展的突出特征就在于“这一代的愚人可以跨越上一代天才的极限”。我们有了大量的历史事实，有了社会学调查，有了不断发展的各种学说，可说的话再也不像800年前那么多了。但无论文明怎么演进，这些探索、思想，这些书会成为永远的地基。建在上面的建筑可以毁掉，可地基上还是会长出新的东西。

　　学者为薪，知识为火，这是一个薪尽火传的过程，这是一个无穷尽的接力过程。闽学中的“道统”，从伏羲算起，历经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、颜回、曾子，落到子思和孟子两位。孟子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，比孔子晚了将近180年，在这段时间，孔子的思想已经传到了孙子子思的手中。孟子正是从子思门人那里，接过了儒家的学问和使命。从孟子——周敦颐——张载——程颢、程颐——杨时——罗从彦——李侗——朱熹——黄……这个脉络其实就是理学中最重要的道统。它是指儒家之道的薪火相传，前赴后继的代际传承。一代代学者所做的学术努力，最终也使自己融入了绵绵流淌的学术长河中，铸就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，经久不衰的新辉煌。

　　三

　　所有传统都是现代的。任何可追溯的、历史性清晰可辨的行为和思想，都可以通过当代制度而呈现。

　　《宋史》提及朱熹，特别强调他对礼的贡献：“朱子讲明详备，尝欲取《仪礼》《周官》《二戴记》为本，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，尽取汉、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，考订辨正，以为当代之典，未及成书而殁。”朱熹一生壮志未酬的事业，就是编制“礼典”——《仪礼经传通解》，只可惜没有最后完工。此书由朱熹女婿兼弟子黄和杨复续修而成。《仪礼经传通解》注入理学精神的编纂方式，重新确立《仪礼》在三礼中的核心地位，打破三礼相分的传统注经方式，采取三礼合一、经传合一。《家礼》是朱子礼学思想的另一重要代表性著作，以家庭、家族为中心，以礼仪实践为主导，重新在冠、婚、丧、祭生活起居应对进退各方面，融入礼的精神，将繁琐重复的仪节加以改进。《家礼》在当时社会产生广泛影响。明代，朝廷将它颁行天下，要求民众遵行。

　　朱熹礼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法理学具有重要贡献。中国政法大学喻中教授提出朱熹建构的依理治国命题为：国家治理的终极依据是理，直接源出于理的“德礼”与间接源于理的“政刑”，分别构成了国家治理所依据的基本规范与具体规范。根据朱熹的理论逻辑，理是国家治理应当遵循的最高规范。倘若要在实践中发挥理对国家治理的作用，还应当对理进行转化，要把理转化成为指向明确的行为规范，那就是“德礼”与“政刑”。朱熹认为，法与礼都是“理一分殊”的结果，是对自然和社会之理参悟后所形成的规范体系。朱熹对法与礼的关系论证超越了先秦“礼与刑”的关系，体现了对法更宏阔和深刻的认知视野。

　　放宽视野来看，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一直实行“礼法共治”，“隆礼重法”“德主法辅”成为中国经久不衰的主流治道模式，逐渐形成“审判式调解”和“调解式审判”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模式，创立了“张释之治犯跸案”“缇萦救父案”等情理法协同应用的经典案例。

　　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。《闽学源流》对浩瀚史料作了精简和取舍，视野宏阔，多维度回顾了闽学的崛起与发展历程，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和新问题。这是一部平和的，没有什么烟火气的书。作者们不是和当时的人对话，他们是和千秋万代对话，这可能就是真正的传世经典的样子。其中的一位作者黎昕老师是我省著名社会学家，学生时代我们经常跟随他下乡做社会调查，没想到他在闽学研究方面造诣深厚，著作等身。相信每一位读者在读完此书后，都会和我一样，被福建厚重的思想文化历史所震慑，文化自豪、自信油然而生。

　　责任编辑：林少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