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信作为一种新型即时通讯工具，在功能设计上，起初主要是方便熟人联系，帮助客户构建一张“强关系连接网”。随着电子邮件、网上聊天、博客、QQ聊天工具、网上购物、网络支付平台、金融转账服务等功能的整合，凭借其功能丰富、通讯便捷、操作简便，高效低价等特性，微信在社交性上更进一步，迅速成为人们通讯交流的普遍方式，给全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然而，微信在方便人们的生活的同时，也伴随着一些法律风险。

　　风险一：微信红包，借贷还是赠与？

　　通过微信发送红包，最大的法律风险就是发送红包款项的性质往往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，究竟是赠与还是借贷往往存在争议。关于红包款项性质认定问题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满足两个要件：一是双方达成借贷合意;二是借款的实际支付。如果满足上述要件，民间借贷关系成立，则红包接收方有还款义务;否则，有可能被认定为为赠与法律关系，则没有还款义务。但现实生活中，通过微信、支付宝发送红包出借款项，又碍于恋人关系、朋友关系，对款项的性质未作约定，对相关证据不做保留，导致最终无法讨回款项的情形，亦屡见不鲜，教训深刻。特别是两百元及以下的红包，如果没有其他证据，通常被认为是用来表达爱意、友情的馈赠。

　　为此，笔者提醒广大市民务必提高法律意识，在涉及大额微信财物往来时，可以通过书写欠条或者借条等形式将证据书面固定下来;也可以在微信转账留言、红包描述以及聊天记录中，备注款项为借款，写明借款利率、借款期限等;还可以通过录音、短信等聊天记录确定发送红包的性质，以便将来诉讼过程中赢得主动。

　　此外，特别提醒广大市民，对于在情人节、七夕节、妇女节等节假日转账数额的谐音与情侣之间示爱语言高度一致的，例如“520”“521”“1314”“999.99”等特殊意义的金额，并不是一般借款习惯上的整数，根据生活经验和借贷习惯，除非有证据证明是借款，否则要求对方返还时，这些金额很可能被视为基于祝福、示爱作出的赠与而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。

　　风险二、微信聊天记录举证难

　　微信给全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逐渐进入司法视野。微信平台上的聊天记录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，显然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范畴，但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难点，无法满足证据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三要素，使微信证据在进行司法认定存在现实困境。

　　主要问题表现为：其一、待证事实证明难。微信证据主要形式为聊天记录、截图、语音，内容琐碎繁杂，通常反映的是生活的某个片段，很难连贯完整的记录整个待证事实。其二、当事人身份确定难。微信聊天对象不确定，多为昵称和网名，微信头像多为网络图片，很难直观的认定当事人主体身份。其三、微信证据甄别难。“微信”证据存在于微信平台上，决定了某些音频、图像资料并不存在原件，一般事后很难证明证据内容的真实性。最后，微信证据保存难。因当事人举证意识淡薄，微信聊天记录、语音、图片等因时间较长，存在被删除和不易保存的风险。

　　为了破解电子证据认定难问题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，最高院于2019年12月26日公布《最高院关于修改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〉的决定》，并已于2020年5月1日生效。《决定》在第15条对电子数据范围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，在第16条、第25条规定了当事人提供和人民法院调查收集、保全电子数据的要求，在第105条、第106条规定了电子数据审查判断规则，完善了电子数据证据规则体系。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，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具有积极意义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摆脱微信证据采信难的困境，除了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外，还需要审判机关、技术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群策群力。就审判机关而言，应当通过上级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召开法官专业会议等形式，形成统一的微信证据认定标准。法官亦可结合日常生活经验，综合聊天记录中透露的相关信息内容，使用高度盖然性原则对微信使用者的身份进行确认。就相关技术公司而言，应当强技术支持层面的改进，逐步建立微信实名认证制度，强化移动网络平台提供者的责任意识，提高微信运营商对法院相关信息查询的配合度。同时，还应考虑建立专门的电子证据鉴定机构，以便于对微信等电子证据进行更好的甄别、采集和运用，以便为部分特殊案件中关键证据为法官提供专业性意见，全面刷新电子数据服务行业的取证便捷度、存证技术专业度以及司法采信率。

　　风险三、微信支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

　　近年来，不法分子往往利用微信隐蔽性强、犯罪成本低、传播速度较快、涉及面甚广的特点，恣意通过微信群以抢红包的方式开设赌场，参与者往往难以自拔、损失惨重，社会危害性尤为严重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如果亲朋好友之间通过微信小额互发红包、没有营利性质的，属于赠予性质，不涉及违法。但如果是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抢红包赌博，可能会涉嫌赌博，或将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甚至被判处刑罚。其中，群主纠集成员进行红包赌博，并利用微信群进行控制管理，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的行为，属于刑法第303条第二款规定的“开设赌场”，群主属主犯，代包手从中营利属从犯，群成员抢红包涉赌也属违法行为。

　　为此，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70条规定：“以营利为目的，为赌博提供条件的，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”。根据《最高院、最高检察、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关于网上开设赌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，利用互联网、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、数据，组织赌博活动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刑法第303条第二款规定的“开设赌场”行为：(一)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;(二)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;(三)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;(四)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微信不应该是赌博的藏身之地，更不能成为法律规制的边缘地带。一方面，要积极创建对新型网络赌博法律体系，提升社会规范的震慑力和约束力，依法严惩微信红包违法犯罪行为;另一方面，树立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，理性使用社交网络软件，自觉抵制微信红包等网络赌博行为，形成规制微信红包赌博的内外合力，真正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，促进微信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。